在中国，书到底是太贵还是太便宜？

我写的一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份出版的《思维的利剑》，标价49元。

一些人说，这个价格太贵了。

我最爱的一种冻酸奶，售价大约是25元。这本书给一个人带来的收益，难道还比不上2杯冻酸奶吗？

从我这个作者的角度看，这本书的价格与它能带给一人的收益相比，实在是太便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书又确实太贵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精装版），标价32元。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的丹尼尔·丹内特的《心灵种种》，标价19元。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的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标价45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的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标价32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的威拉德·蒯因的《语词和对象》，标价48元。

我的书架上还有很多书，标价都比49元更低，但它们给一个人带来的收益，绝不会比《思维的利剑》更低。

既然好书这么便宜，大家为什么不冲进书店疯狂抢购呢？为什么像图书馆这种提供空调和桌椅的供大家免费读书的地方，并不总是人满为患呢？

假设冻酸奶只卖2块钱一份，那我每天都要吃8份冻酸奶。假设我喜欢的书只卖2块钱一本，那我一定要租一个更大的房间，多买几个6层书架，好能装下我买的书。

假设冻酸奶要卖200块钱一份，那我一年只吃一次冻酸奶好了。假设我喜欢的书要卖200块钱一本，那我一定要租一个离图书馆很近的房间，天天去图书馆读书。

价格是一种信号，它就像信号灯一样，会改变人们的行为。红灯停，绿灯行。便宜就多买，贵就少买。但是书似乎是一个例外，它这么便宜，为何人们却不多买呢？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经济学原理出错了，另一种是我搞错了。

很显然，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价格作为一种信号机制，一般是不会出错的。出错的是我对某个价格的判断。我认为书很便宜，但买书的人却不多，这说明我搞错了，书其实一点都不便宜。

买书的人少，恰恰说明说明书太贵了。人们认为书不值那个钱，所以人们才不大愿意去买书。

书有很多种价值，其中一种就是用来阅读，用来娱乐。阅读虚构类的小说，可以让我们体验异世界之旅，享受情绪流的波动。这样的作品，有《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金庸的武侠小说，各类网络小说，等等。

书有一些工具性价值，比如新华词典，韦氏大学词典等等。对于一些学术研究人员，书也是必备的研究对象。一个想要研究蒯因哲学的人，《蒯因著作集》就是研究工具。

书还有装饰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出了一套精装版的9卷本《康德著作全集》，一次买9卷，还送一个黑色的配套硬纸书框架。哪怕不读康德的普通人，可以买一套这样的书，摆在家中或办公室中，显得自己有文化素养。

书还可以扮演学习知识的工具。从小到大，我们读这么多教材，学术著作，科普读物，其实就是在学习知识。这类作用，和上课是类似的。我书架上有约一千本书，大多是此类。它们是我获取知识的三大工具之一。

当然，书还有其他价值，比如作为桌面平衡仪（垫桌脚）、燃料、武器、礼物，等等。这些就不专门说了。

买书的人少，其实就说明了，书在发挥上述若干价值的过程中，与它的替代品相比，竞争力不够强。

中国现在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很高，智能手机本身就是一台多功能设备，它几乎可以完全取代词典的功能。互联网上的许多免费内容也能满足许多人的娱乐需求。似乎，除了给孩子们买的绘本与漫画之外，书的娱乐作用的可替代性越来越高了。

书的装饰价值还需要等到文化资本认同度进一步提升之后才会被凸显。在很多人眼里，镀金的蛤蟆或者观音雕像，比起书的装饰价值，要高出许多。

幸运的是，书的知识载体作用依然坚挺。互联网上日益增加的学习资源（视频、音频、图片、文字、测验等等），并未取代书籍的作用。可能是因为理性经济人预料到了互联网将分散人的注意力，于是强迫自己断网读书。

更幸运的是，由于这样的理性经济人不够多，拉不高整体书价。这使得目前的书价有种社会主义特殊福利的感觉，买到就是赚到。